回顾历史，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需求、职业变迁互为动因，青年一代发展成为新兴产业的生力军。
近年来，国内新职业层出不穷，不断突破传统社会想象，其背后亦源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新要素的不断涌现，新职业的出现创造出新的巨大就业空间，折射出时代变迁下的社会发展趋势和进步方向，也催生出以青年为主体的新的职业群体。
理性客观认识社会变迁下的新职业青年群体的特征、心态、困境，既有利于帮助新职业青年应对未知挑战，也是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职业青年的群体特征
1. 新职业青年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愿意尝试新事物，自我学习驱动力更强；
2. 新科技职业化趋势明显，数字化能力成为新职业青年的基本能力；
3. 新职业青年信息来源更广、选择更多、生活节奏更快，也更加自信，自我意愿表达强烈，群体诉求也高度分化。就业观念上减少了传统的束缚，更关注自我的需求与实现；
4.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新职业青年的聚集地，新职业青年对职业价值的认知和选择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受传统社会评价及他人看法影响趋向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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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职业青年的群体特征植根于
独特的社会存在
新职业的出现源于特定的社会存在，它一方面同经济发展中的新业态、科技的新应用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新期待。新职业青年受教育程度较高、更具数字化属性、聚集于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也更乐于表达自我意愿，需求明显多元化，尤其是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新职业青年群体的相对规模更大。
新职业青年的上述特征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也植根于中国相应的社会存在条件。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的比例分别从1952年的83.5%、7.4%、9.1%变为2019年的25.1%、27.5%、47.4%，服务业创造的就业空间越来越大。而根据最新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较2010年，我国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上升至15.47%，文盲率则由2010年的4.08%下降为2.67%，城镇人口占比也提升了14.21个百分点。新职业青年工作生活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了相应的群体特征。
新职业青年受教育程度更高，更愿意尝试新事物
“80后”“90后”及“00后”群体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就业意愿更加灵活多元，且自我学习意识增强，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新职业对从业人员知识、技能的需求。事实上，聚焦不同领域的新职业，新职业青年受教育程度均相对较高，仅以美团点评平台相关从业人员为例，据智联招聘与美团点评2018年11月联合发布的《2018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新职业人群占比为31.22%，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达60.27%，仅有11.76%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自我学习驱动力更强是新职业青年的另一个特征，《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数据表明，新职业学习主体中，专科及以上人群占比为77%。
新科技职业化趋势明显，数字化能力成为新职业青年的基本能力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突破与职业变迁互为动因，新科技衍生新职业。对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新职业、尤其是近两年来人社部发布的56个新职业进行整理分析可知，科技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科技在职业变迁中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尤其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重塑了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几乎成为所有新职业的底色，麦克卢汉的预言成为现实——作为食物采集者的人类今天更多地以信息采集者的身份出现。无论是对专业技术能力要求较高的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还是要求较低的城市网约配送员，均需要相应的数字化处理能力。而互联网高速发展普及背景下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以及逐渐走上工作岗位的“00后”理所当然地成为新职业群体的主力军。
新职业青年更注重自我意愿表达，群体诉求高度分化
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城镇人口占比升至63.89%，与之相应，新职业青年的成长伴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技术的普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他们的信息来源更广、选择更多、生活节奏更快，也更加自信，自我意愿表达强烈，群体诉求也高度分化。新职业青年的就业观念减少了传统的束缚，更关注自我的需求与实现，据《2018年新职业人群工作生活现状调研报告》数据显示，有73.67%的新职业人群因内心喜欢而选择这份工作。在传统观念中“离经叛道”的职业，如“电子竞技员”“电子竞技运营师”等的出现，也不再令人惊诧，从“全国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管理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查询数据可知，截至2020年，全国27个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有130多所本专科院校开设了电竞专业或相关方向。
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新职业青年的聚集地，职业选择更为灵活多元
从近两年人社部等公布的56个新职业以及相应的数据来看，新职业青年的择业集中于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而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服务业与数字化的融合更加深入，尤其是新职业在工作内容方面数字化、标准化等特征明显。但整体而言，新职业并非全都“高大上”，既有新科技、新产业需求的体现，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科技领域产生的新职业，也有人民群众时代新需求的体现，如健康照护师、网约配送员等服务性职业的诞生。而随着时代发展，新职业青年对职业价值的认知和选择也呈现多元化趋势，受传统社会评价及他人看法影响趋向减弱，“职业选择多元化以及大城市的‘陌生人社会’趋势，为人们特别是新生代选择和从事新职业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02
新职业青年的现实困境
新职业的“新”既包括职业类型的新、就业群体年龄上的年轻化、技术含量的科技化、职业选择的自由化，也意味着职业发展的不成熟、社会保障的不完善等。新职业青年拥有更多元化的选择，但同时面临着更多未知挑战，当新职业青年回归现实，思考自我价值实现及社会价值实现时，他们所面临的既有思想困惑，也有现实压力。
个人价值实现路径与社会认同问题
新职业青年在生活方式、职业选择上更加多元，在价值追求上也更加关注内在意义和社会公平的实现，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社会多元需求的满足。但新职业青年往往存在网上社交有余、现实社交不足的问题，以“强经济和文化参与、弱政治和社会参与”为基本特征。尤其当理想化的追求遭遇现实困境的时候，会对其自我认知产生动摇，如社交范围、潜在的失业压力、流动压力等都会对个人发展空间形成限制，《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数据显示，83%的“80后”、82%的“90后”曾遇到职业危机或职业瓶颈，某种意义上，“躺平”等词的流行也反映了新时期年轻人对个人发展及自我价值实现路径的迷茫与困惑。涉及某些新兴职业，如何为新职业“正名”，使之获得相应的社会认同和职业尊严也是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电竞行业的“去污名化”问题就由来已久。
新职业青年群体中存在“极化”问题
职业变迁的背后是市场对劳动力和技术的新需求，包括对第三产业的推动，新职业由此应运而生。但也不能忽视新职业青年群体中的“极化”现象，包括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对未来就业结构、就业质量等方面产生的潜在影响。聚焦2019年至今官方公布的56个新职业，会发现不同职业在技能要求及职业回报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存在“极化”现象。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且报酬丰厚；但同时还有海量的低技能劳动者，如网约配送员等。不可否认，人力资本的差异、利益最大化原则最终会影响职业的选择与决策，但就业“极化”客观上使得不同群体间劳动收入差异巨大，且在个人成长、职位晋升等方面也会面临不同的成长空间。如何为不同行业的新职业青年寻求个人成长、职业发展的发力点应成为个体和社会需要共同关注的问题。
社会保障不完善问题
科技尤其是数字科技相关领域的进展及与新产业的融合，创造了新的就业空间，就业更加灵活，很多新兴领域甚至出现了人才需求旺盛与人才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以网约配送员为例，“作为‘互联网+服务业’和‘智能+物流’的关键环节”，每天“跑在路上”的网约配送员已经达到百万级，其中，20～40岁的网约配送员占比为83.7%（2019年美团平台数据），且预计未来5年需求量约为3000万。但新职业在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劳动力的同时，用工不规范等问题也逐渐产生，尤其是互联网背景下的劳动法律关系、管理手段、适用劳动标准、社会保障政策、技能教育培训等存在不明确或不确定性因素，新职业从业人员也无惯例可依，不利于新职业青年维护自身的劳动成果与职业权益。要发展好新职业，需要遵循职业发展规律，建立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健全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新职业青年在医疗、工伤、失业等领域的社保缺位问题。
社会融入问题
近年来各界热议的青年“空巢”“独居”现象同样也发生在新职业青年身上，走在时代变迁潮流之上的新职业青年面临的社会融入问题更加复杂，尤其是在一线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新职业青年是时代变迁更加直接的感受者，互联网重塑了他们生存的时空元素，一方面，他们在社会环境、职业发展、子女教育、住房等切身利益问题上诉求强烈，有着社会融入需求；但另一方面，在人际交往方式上他们又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社区参与频率降低，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社交增多，个性化表达增多，但“强经济和文化参与、弱政治和社会参与”同社会融入的诉求又一定程度上相悖。社会融入问题的解决客观上要求开辟更加多元化的政治、社会参与通道，以引导和规范社会参与机制。
03
新职业青年群体带来的挑战与应对
新职业提供了新可能，体现了经济转型升级的新需求，展现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新挑战，对传统职业结构和教育培训体系产生了重大冲击，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相应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期待。新职业最终也会成为常规职业，而新职业青年群体带来的新文化最终也会和主流文化互构并最终内化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
新职业青年群体的涌现对现有职业结构和教育培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
职业变迁的背后，一方面意味着新的就业机会，可以容纳新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传统职业结构以及配套的教育培训体系逐步走向消解，社会流动加速。新职业以及新职业青年的持续发展需要强化政府、行业、企业、院校的多方互动机制，切实帮助新职业青年解决知识技能无法满足职业发展需求、职业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为新职业的发展赋能，尤其是教育部门和职业培训机构需要建立良好的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反馈机制、培训体系，强化教育培训的针对性。
新职业青年队伍的壮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新职业青年群体具有知识结构新、生产工具新、社会诉求新、流动性强等特征，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政治社会生态的历史性改变，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应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政府作为多元治理的主导，除了加强管理和规范，更应积极作为，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高工作水平，充分发挥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和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主动提供高质量服务，强化不同主体间的互动。
新职业青年队伍的壮大要求政府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
制度是影响职业结构的重要因素，职业变迁要求相应的制度支持，比如职业流动制度的确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健全、群体诉求和社会参与制度化渠道的建立等。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应积极进行制度安排，营造良好环境，优化对新职业青年的成长服务。
对社会而言，新职业青年群体是新经济新业态的劳动力保障；对企业而言，他们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伙伴；对个体而言，新职业提供了更多个体价值实现的路径。同时需要加强对新职业青年的政治引领和科学引导，完善职业规范和社会保障的支撑。对新职业青年的引导和支持，意味着拥抱新技术，意味着新的人口红利和人才红利的不断挖掘，意味着我们将在科技与创新带来的深刻变革中更好地不断向前。
*本文系2020年度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重大课题“当前新职业青年特征与社会心态调查”的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ZL011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6月上
作者：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人民智库特约研究员 徐保军
原文责编：张晓
新媒体责编：李思琪
视觉：王洋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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